编者按: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中国高技术领域,无论从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高技术制造业PMI增速等角度无锡证券配资综合服务平台,都表现亮眼,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
但与此同时,供强需弱的局面仍未改善。本文作者通过研究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教训认为,我们不能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视为解决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及时、大力度地扭转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行趋势,往往比长期、小力度、断断续续地刺激经济更加有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天】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中国企业在许多行业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企业投资信心偏弱,价格水平长期低迷,GDP平减指数连续数年处于负增长区间。

2014-2024年间,中国GDP平减指数变化截图自世界银行集团数据
怎么理解这种现象?按照许多人的直觉,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创新突破似乎应该自动带来经济繁荣;而经济增长放缓、企业低价竞争、盈利下降,则往往被理解为产业缺乏竞争力或者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果。
但经济史上的一些重要案例表明,这个直觉并不正确。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分化局面,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先来看看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1930:技术进步与经济萧条同时存在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提起19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历了现代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实际GDP大幅下降,失业率达25%,数千家银行倒闭,物价持续下跌,大量家庭失去工作和积蓄。即使到1940年,失业率仍接近15%。对于亲历者而言,大萧条无疑是一场经济灾难。
但如果因此把美国的1930年代理解为一个技术停滞、生产率倒退的时代,则会忽略这段历史的另一面。


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的著作《大跨越:1930年代大萧条与美国经济增长》 截图自JSTOR
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在其名著《大跨越:1930年代大萧条与美国经济增长》(A Great Leap Forward: 1930s Depression and U.S.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指出,1930年代的美国并非一个创新停滞的时代,反而是一个技术进步很快的时代。在那个十年,美国电力网络继续扩张,公路建设快速推进,卡车运输逐渐改变物流体系,航空工业取得重要突破。与此同时,化学工业快速发展,尼龙等新型合成材料开始问世,塑料和人造纤维逐渐进入商业应用。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技术持续进步,流水线生产和大规模标准化制造进一步普及,企业在生产组织、库存管理和供应链协调方面也取得显著改进。
菲尔德教授甚至认为,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角度看,19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换句话说,即使失业率长期维持在双位数水平,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并没有停止,技术进步与经济萧条可以同时并存。
今天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盘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后来那样严重的大萧条。真正使普通衰退演变为现代经济史上最严重经济灾难的,是随后几年一系列政策失误。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未能及时阻止银行体系崩溃和货币供给收缩,通货紧缩不断加剧。财政政策方面,胡佛政府虽然增加了公共工程支出,但当时联邦政府规模本来就很小,而州和地方政府又受到平衡预算规则约束,难以进行大规模逆周期扩张。在私人消费和投资急剧萎缩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远不足以填补需求缺口,结果经济持续下滑,最终演变成大萧条。

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美国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摆脱了严格金本位制度的约束。罗斯福政府提高黄金价格、扩大货币供给,并逐步扭转持续数年的通缩预期。在财政政策方面,罗斯福推出了著名的新政。政府修建公路、桥梁、水坝和电力设施,组织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并通过各种就业计划直接创造工作岗位。这些政策颇有效果。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停止了此前自由落体式的崩溃,恢复了增长。
但复苏式增长和经济恢复正常并不是一回事。此前的崩溃实在太深,以至于即使经济有所恢复,也不足以填补已经形成的巨大需求缺口。到1937年,美国失业率仍然高达14%左右。到1940年,经济虽然比1933年大为改善,但失业率依然高企,大量劳动力和生产能力仍然处于闲置状态。美国经济的完全复苏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从今天的角度看,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财政刺激力度其实远没有公众印象中那么大。当时美国失业率达20%,经济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而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通常只有几个百分点。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相比,或者与2020年疫情期间欧美国家实施的大规模财政扩张相比,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刺激规模其实相当有限,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足以完全弥补私人部门需求崩溃所造成的缺口,所以总需求恢复始终不够充分。
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始终担心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当经济刚刚出现改善时,政策便开始转向。1937年,美国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结果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许多经济史学家今天把1937年视为“过早退出刺激”的经典案例。
1990年日本:不充分的刺激与漫长的停滞
类似的故事后来又发生在日本。
19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企业和家庭开始长期去杠杆,消费和投资需求持续疲弱,经济问题逐渐从资产泡沫演变为长期需求不足。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日本在汽车、机器人、精密制造、材料科学和消费电子等许多领域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索尼、松下、佳能、丰田等企业依然是全球行业标杆。
日本许多著名消费电子企业竞争力的明显下滑,主要发生在2000年代以后,而不是1990年代“失去的十年”期间。换句话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开始,早于这些企业竞争力的大规模衰退。也就是说,经济停滞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失去了技术优势。事实上,在日本经济已经低迷十多年之后,部分企业才逐渐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失去了领先地位。
这期间,日本政府并非没有采取刺激政策。相反,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日本先后推出了多轮财政刺激计划,日本央行也不断降息,最终进入零利率时代,但日本经济仍然经历了长期停滞。
许多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认为,日本的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大、持续时间不够长,而且经常在经济刚刚出现改善迹象时便开始担心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从而过早退出刺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伯南克(Ben Bernanke)等学者都曾指出,日本长期需求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持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宏观政策扩张力度不足。1997年提高消费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日本经济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迹象,但消费税上调和财政收缩很快导致需求再次走弱,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长期下来,日本政府债务不断累积,利率降至接近零,但总需求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到位。在金本位时代,通缩可以理解。但在现代主权货币体系下,一个拥有发债能力和货币发行能力的国家长期陷入通缩,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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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30年代与日本1990年代当然并不相同。美国经历的是剧烈崩溃之后的不充分复苏,日本经历的是长达三十年的缓慢停滞。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先进产业仍然在发展,技术进步仍然在发生,而总需求却长期不足。经济增长长期低于其潜在水平,大量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历史不会简单重复
今天的中国与这两个历史案例存在某种值得重视的相似性。今天的中国经济当然不是1930年代的美国,也不是1990年代的日本。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国家之间的制度、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也很不一样。我这里所比较的,并不是三个国家在三个历史时期整体经济表现的相似性,而是它们在这些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一种相似的经济状态,即技术创新依然活跃,但总需求却持续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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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企业在部分行业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梯队,甚至开始成为全球技术前沿的重要参与者。无论从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工程师规模还是产业链完整性来看,中国都已经是一个创新能力很强的超级经济体。
与此同时,消费和投资增长缓慢,价格水平持续低迷。而出口表现则相对强劲,说明中国供给侧仍有很强竞争力;但在消费和投资疲软的背景下,它也反衬出内需不足的问题。
1930年代的美国和1990年代的日本这两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进产业的发展并不会自动解决宏观需求不足的问题。先进产业的成功容易让人产生乐观情绪,但它们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毕竟有限。即使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继续高速发展,它们仍然难以填补房地产调整、居民消费偏弱以及企业投资不足所形成的巨大需求缺口。
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因为高科技产业的亮眼表现而低估宏观需求不足的严重性。
当前,我国经济政策的讨论较多集中在产业升级和科技攻关等议题上,这对于提高长期增长潜力固然重要。但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主要影响的是供给能力,并不会自动创造宏观需求。如果家庭担心收入增长前景,企业缺乏盈利预期,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导致家庭财富进一步下降,那么整个经济仍然会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

“618”年中促期间,顾客在四川省广安市线下门店选购电脑 新华社 曾涛 摄
对于需求不足的问题,真正有效的仍然是宏观面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当前财政赤字率与正常年份相比并不算低,地方债务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一些人因此担心进一步扩大财政刺激会带来债务风险。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但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价格持续低迷的环境下,更大的风险往往来自宏观政策力度不足。美国1930年代如此,日本1990年代也是如此。
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会推迟投资,居民会减少消费,价格下行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行为。经济主体的预期一旦转弱,需求不足便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随着时间推移,政策需要付出的代价反而会越来越高。及时、大力度地扭转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行趋势,往往比长期、小力度、断断续续地刺激经济更加有效。
历史教训:提振总需求,关键在规模和力度
在总需求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约束的情况下,政策的重点应当更多地放在扩大需求上,而不是仅仅增加供给。具体而言,无论是发放大规模、无使用限制的消费券,更大力度地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清理和置换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以恢复地方财政能力,还是通过收购部分存量住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其共同目标都应当是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修复企业盈利预期,并阻止需求不足与价格下行之间的相互强化。
当然,具体政策工具可以讨论,实施方式也可以优化,但关键不在于选择哪一种工具,而在于政策的力度和规模必须足够大、推出必须足够快、持续时间必须足够长。
美国1930年代和日本1990年代的重要教训就在于,当需求缺口很大时,小规模、渐进式、断断续续的刺激往往难以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向。当私人部门需求不足、地方财政乏力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必须足够大、足够快、足够持续,才能使经济重新回到正常增长轨道。否则,即使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一个经济体仍然可能长期低于其应有的增长水平。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消费显著。2025年4月15日,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纺工路一家大型家电商场,顾客在挑选参与政府补贴活动的电饭煲。新华社发(金鹏摄)
总之,我们不能把高科技产业的亮眼表现,误认为整体经济的改善,或者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视为解决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先进产业的发展令人鼓舞,但它们无法替代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面对需求不足和价格低迷,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以及与其相匹配的货币政策不仅必要,而且需要尽早实施。在经济下行阶段,行动过慢、力度过小的代价,往往远远高于行动快、力度大的代价。
这或许正是1930年代美国和1990年代日本留给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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